半部书

面前摆着一本书，准确地说应该是半部书：世界文豪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精装本的下册。淡绿的书皮，墨绿的书脊，经历了40多年的薰染，白报纸的书页已经泛黄，硬书皮的边角也已磨损，然而书中的插图依然那样传神。虽然只是半部书，但它排在我藏书中俄罗斯文学类的第一位。为什么对这本书情有独钟呢？这里面有一段近半个世纪的故事。

1937年我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，但我小的时候很顽皮，又倔强，爱和别的孩子打架。妈妈怕我出去闯祸，把我关在屋里，要我读她喜欢的弹词，天雨花、再生缘、笔生花等等。看书的习惯就这样慢慢养成了。解放后，上中学，一心迷上了苏联小说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青年近卫军》、《钢与渣》、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》、《真正的人》、《金星英雄》……，由此而喜爱俄罗斯文学，对于列夫·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果戈里，陀斯朵也夫斯基……诸多大文豪的作品看入了迷。开始时，从学校的图书馆借阅，进而对一些特别喜爱的书，就想自己收藏，可以随时翻阅。读大学时，图书馆藏书有限，文学书籍就更显贫乏。有那么几本，同学都想看，也很难借到，这就更促使我自己攒钱买书。当年北京新街口有一家新华书店旧书门市部，专门收售旧书。我每逢周末、周日常去看看，也曾买过几本旧书，往往打个折扣，感觉挺合算的。他们还可以预约，读者想要什么书，一旦有了，就会通知。我当时也把特别想要的几本书登记了。当然，没敢抱多大希望，因为那个年代中学生、大学生、社会各界人士读书之风极盛，是今日不可相比的。谁有好书会出手呢？几个星期后的一个周末，刚刚回到家，奶奶就给我一张明信片。一看，是通知我有一套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并且7天内不去买就要卖给别人。再看截止日期，竟然还仅剩两天了。我当即骑上车直奔新街口。由北师大到新街口，骑车只需10分钟，然而我心里却非常着急，好像再晚几分钟这本书就成别人的了。我赶到书店，拿出明信片，说明来意。售货员立即进到后面去查找。估计也就是几分钟，我却感觉是度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，心中忐忑，生怕会听到“没有了！”“别人买走了！”……这时，只见售货员一手拿着那张明信片，一手托着一套墨绿色书脊上面印着金黄色书名的崭新的两本书，慢慢地走出来了。我恨不能立刻扑上去夺过来，那份激动就别说了。当我接过这套书时，心中有点纳闷。这么好的书，这么新的书，怎么会出现在旧书店呢？怎么又让我赶上了呢？当时也不想求得一个答案，飞快地开始翻看着。首先看要多少钱。当时，我一个月的伙食费是12块5毛钱，每个月的零花不过几块钱。手中攒下来的总共不过十几块，贵的书是买不起的。翻看到下册封底，看到定价7．30元，又翻过一页，空白页下部加盖了一个小图章，里面填写着打折扣后的价钱：5．84元。这是我可以承受的金额，也是出乎我意料的低价。于是，赶快交了钱，在售货员开票时，我又大致翻看了一下，不但书很新、版本好，而且里面有不少精美的插图。我真喜欢极了。售货员开好票，用了一张粉红色的小纸把书包扎好，交给我。我赶快装进了书包，这才骑上车，如愿以偿地回家了。从此这本书一直被我视为最得意的收藏。

毕业分配，它随我到了四川绵阳。十年浩劫开始，工厂里也兴起了“红卫兵”。这些人在北京南下串联的学生鼓动下，也干起了“灭资兴无”的勾当。既是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首当其冲就要“焚书坑儒”。在那个内地小城，弹丸之地，我爱看小说在熟人圈子里是小有名气的。报上点名的一些“毒草”我都有，也有人借去看过。我怕出事儿，就偷偷把一些书藏在办公室。可是由于有人“点水”，在劫难逃，还是被抄家了。几个“红卫兵”勒令我交出所有的藏书，在百般无奈之下，只有缴械。当他们看到抄出了那么多书，也是喜出望外。因为有些书我太喜爱了，从没有拿出来给别人看过。当他们一箱一捆地往外搬时，我的心痛极了。不单是心痛钱，更是心痛我的心血呀！这时我又看到了那一套绿色封面的精装本《战争与和平》。我突然想起在哪一本读书杂志上看到过列宁也曾评论过这本书，一时也想不起列宁是怎么说的，但也做为一根救命稻草祭起来，说“列宁也曾经高度评价过这本书，怎么能算做‘四旧’呢？”可“红卫兵”们毫不理睬，硬是全部收走了。接下来，几年风风火火地“革命”，再也没看到过小说了。慢慢地也就淡漠了，全民都在文化荒漠之中，好像就应该这样生活一样。

在1976年的某一天，我得到一个消息，当年被抄走的书都堆在工厂大食堂的小阁楼上，许多人从那里偷偷拿去看，我也想去看看有没有我的书。趁一个月黑夜，仗着胆子爬到了这个小阁楼上，扳开已经松了的木板，进入了房内。黑暗中一脚踏在书堆上，连忙打开手电筒一看，地面上乱七八糟堆满了书。门边少一些，越往里堆得越高，数不清有多少。看来早已有不少人光顾过这里了，堆在面上的书大多被踩得脏兮兮的，书皮脱落的、书线散开的、残缺不全的书，比比皆是，惨不忍睹。我急忙弯下腰一手举着手电，一手翻书。拿起一本，看看是什么书，不是我的，就摞在一边，在脚前逐步开出一个通道。有几本书我很喜欢，但不是我的，也只好放下。找了多长时间也记不得了，可能是抄来的书太多了，我的书毕竟是少数，一时找不到；也可能这些书被大家喜爱，已被捷足先登者攫取了，我自己的书一本也没找到，有点失去信心了。而且这又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行为，万一被人发现，也会引来麻烦。于是我动作快了起来，也不细翻细看了。手像一把铲子似的，向前翻。忽然，翻着一本厚厚的书，与众不同，像一本字典，还是硬皮，落在地上显得很重，我下意识用手电扫过去一看。这一看使我一阵惊喜，真是太眼熟了！赶忙跳过去，从书堆中捡起来细看，竟然是本精装本《战争与和平》。我一屁股就坐在了书堆上，把这本书放在腿上，急忙翻开硬书皮，用手电照着扉页，顺着印刷体一路看下来：“列夫·托尔斯泰选集”，“战争与和平”、“高植译”、“下册”、“新文艺出版社”、“·1958·”在这一片黑色印刷体的下方，有一颗小小的红印章，正是我的藏书章：小篆“包维曾”三字。这一下我可乐坏了。既然有下册，也应该有上册。既然有这本书，说明我的书确实也被放在这儿了。我又开始仔细翻找开了。可惜，虽然阁楼上书不少，然而再没发现我的书了。别人的书，我不能要，别人可以“不仁”，但我不可以“不义”。夜深了，第二天还要上班，拿着这本下册，我既感幸运，又觉遗憾地回了宿舍。以后又偷偷去了小阁楼几次，再也没有收获。“文革”初期我被抄走的几百本书，就只找回了这半部。据说这些抄家缴来的书后来全部被送到涪江造纸厂被捣成纸浆，销毁了。